一直以来，由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致使后者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的风险加大。
一直以来，由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主导的价值链分工体系在为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发展机会的同时，也致使后者陷入价值链“低端锁定”困局的风险加大。
进入后疫情时代，大流行带来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仍在持续发酵，“黑天鹅”“灰犀牛”等不可控事件频发变为新常态，不确定性冲击各行各业，汽车产业更是首当其冲。
一来，全球廉价劳动力套利机会下降、投资保护主义加深、多边贸易成本上升，跨国企业价值链回流母国趋势明显。
二来，逆全球化思潮迭起，部分经济体的全球化政治基础逐渐动摇，产业政策从开放走向紧缩。
价值链向区域化集中，必然导致我国汽车行业进一步参与分工的难度加大；核心生产要素在紧缩效应下的流动性降低，也使得我国汽车产业向高端价值链攀升的难度提高。
当然也并非只有危机，以电动化、网联化、智能化、共享化为主要表现的汽车“新四化”全面拉开大幕，人类现在及未来的生活方式势必发生巨大变革，这是重塑产业链竞争格局的机会。
因此，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获取确定性的生存空间和可持续性的竞争力，从而抢占新一轮竞争制高点、跻身全球价值链升级领军席位，是我国汽车产业调整、重构价值体系的必然性所在。
那么，该从何着手？
